这一点也可证以刘歆提议增立学官的经书名目。
盖一阴一阳之谓道章实乃全部《系辞》乃至全部《周易》经传最重要之一章，易道之通义、天人际之微、儒家义理之髓、儒道之分野等皆包摄其中。船山用来氏错综之说，以此推衍《序卦传》则较来氏为繁。
此即《彖》所谓损下益上，其道上行。王夫之，1996年a，第524页）吴文引生生之谓易出处不全，盖从《周易正义》之分章也。……‘化醇，化其气而使神。此来自叠词现象，犹绵绵不绝、喃喃不休，而与生之字义无直接关系。来知德注此章，从一阴一阳之谓道一气贯下。
（《周易正义》，第334页）然而潘雨廷对整个《序卦传》的态度因此显得有些怪诞。笔者主统摄，欲划清界限之后收摄西学，依中学阐释而安顿之。10例如《大司乐》记载的《大卷》《云门》《大咸》《大夏》《大濩》《大武》等。
《大司乐》认为，乐教的根本任务是教育官员子弟，务求使之和鬼神【42】，和邦国，和万民。周是个政治概念和地理概念，指周家王朝及其治理的整个天下，包括周王国及其所有的封国，封国则包括周家兄弟之国、亲戚之国(古老文明氏族国家)【17】和蛮夷戎狄之国，兄弟亲戚之国亦概称华夏，华夏就是经济文化发达国家的意思【18】。为了正确理解九代的乐教实践和理论，我们需要借助现代考古学的帮助，首先越过九代，从更加遥远的舞阳文明时代官方的乐教实践开始说起。九代乐教理论，《舜典》《大司乐》为乐教治国的工具论，孔子发展了工具论并创造了反对郑声淫的风格论，三者均只适合九代古乐，而与后九代新乐脱节。
由《舜典》可推知，五帝时代的乐教理论主要是工具论，即乐教是熏陶君子、协和人神、交通天人、治国富民的工具。宋于周为客，可以采用。
故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18详见《礼记·明堂位第十四》。据《礼记·乐记第十九》记载，魏文侯曾经询问孔子弟子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周家对五帝夏商子孙和蛮夷戎狄的封建，大多是就地册封，即人家本有土地人民，周天王册封之以示政治认可，被册封者亦接受册封以示臣服效忠。
战国诸子经常争辩，为了取胜，他们经常现场编故事，包括人世间的故事和寓言故事，这是战国辩士的习惯。如果放在本文所论中国历史发展节点上考察，这个问题则非常简单：撇开少数思想家的特殊见识不论，仅就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论，政教合一时代天人合一，世俗政治时代则天人两分，完全没有必要没完没了地做重复研究工作。这就是中国五千年乐教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其三，由于战国时代中国即已最后完成世俗化进程，此后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文明的世俗化国家，所以即使原本政教合一的周乐传至后世，其宗教鬼神色彩亦自然被逐步淡化【53】，后世新创作的乐曲越发如此。
这也是王权衰落、霸权方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
三，孔子弟子子夏认为郑声是亡国之音。可参阅《礼记·明堂位第十四》。
从春秋时代中晚期开始，鬼神上天的宗教政治地位就更加下降，人间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俗政治地位已经明显提高。不雅训说详见《史记·五帝本纪》。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新乐乃至战国至今所有新乐【7】，即后九代新乐的乐教实践和理论，则是人神揖别、天人两分、官乐民乐融合、乐教愉情并重、抒情风格多样的实践和理论。春秋时代，周王朝实力下降，蛮夷戎狄遂自外于周，天子于是失去了对蛮夷戎狄的控制权。17故周天子总是称兄弟诸侯为伯父叔父(哥哥弟弟)，称亲戚诸侯为舅父舅氏(老舅)。29引文依据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十三经注疏》。
平王东迁后一段时间，周家尚能维持大局，但是王朝毕竟已元气大丧。我们可以看出，战国君子仍然在想方设法证成孔子的郑声淫说。
不过这个变化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的周乐均淫即抒情不节制，就是渐变的开始。同理，古乐周乐，四国亦莫不采用。
人类本有艺术天赋，音乐本有愉情功能，即使长歌当哭也让歌者愉悦性情，而九代官方故意对此视而不见，只是为了国家治理。子夏说，先代圣王的古乐才是德音，而郑声为亡国之音[8]。
不过，《舜典》反映的五帝时代的乐教理论并没有协和万邦的政治功能，这显然是因为那时天下太小，只是若干个氏族结成的联盟而已，并没有万邦需要协调治理。16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请观周乐，所观周乐就有九代古乐，也有春秋四国新乐，而且季札十分熟悉，说明鲁国等华夏之国、吴国等蛮夷戎狄之国，均采用此周乐。由于这些古乐在周代的王朝和列国【12】的官方场合都经常被演奏、演唱、舞蹈，用以教育候任官员和现任官员，所以晚周文献亦通称为周乐【13】。《山海经》中从西北高山到东海神山，到处都有黄帝，这就是证据。
54后世已经影响很小的宗教音乐如佛教音乐、道教音乐除外。这个结论把乐教定义得太宽泛，忽略了乐教为治国之教的本质属性，故不可从。
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魏文侯不知不觉之间受到上述时代风潮的影响，喜欢鉴赏世俗生活气息浓郁的郑声郑卫之音，对宗教气息浓郁的古乐则完全没有任何兴趣【51】，但他并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故问子夏。战国至今，历代政府均需管理民间宗教事务，有时还设置专门的宗教管理机关，但只是为信教百姓提供某些服务而已，与宗教政治实际管理国家已经完全不同。
包括《乐经》在内，九代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全部倒掉，就与剩余财富暴增有莫大的关系。《韩非子》为了证成孔子的郑声淫说，甚至编了师旷辨亡国之音的故事：奚谓好音?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脱)车而放马，设舍以宿。
所以王先生将乐教起源定在周公时代，亦不可取。周末春秋国学教育实行六艺之教，乐教与诗教并称，则一分为二。14《礼记·乐记第十九》收录子夏语录：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15孟子所谓(君子)与民同乐(快乐)，本质上只是君子与民同财。
33使有治国道德者担任国学乐官。后九代经师学者不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以九代古乐的乐教理论反复证成孔子批评春秋新乐的郑声淫说，故均徒劳无功。
本文所引《周礼·大司乐》，亦依据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十三经注疏》，不再加注。【56】故事未必是真实的，但故事所反映的春秋晚期战国时代的乐教思想却是真实的。
根据王先生所言，本文考虑到孔子私学采用的教材与周代官学完全一致，《大司乐》当然首先是西周春秋时代王朝历代乐官确定的官方国学的乐教理论教材，实践教材则为九代古乐和春秋四国新乐。概而言之，孔子以前的乐教理论主要是工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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